《革命年代》一书内容涵盖二十年代政治转型、三十年代之革命话语，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准备以下的内读中国革命年代有感，仅供参考。

读中国革命年代有感一

直至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社会、政治改造，而著者总题为“革命年代”，可见高华所论之“革命”终于1976年———这是一场最漫长的革命，其进程有如法国大革命，戛然止于一场“热月政变”。

读完此书后，让我记忆犹新的片段有：第一时期：1840-1860年，面临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中国试图在不变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运用传统政治、军事、经济资源进行全面抵抗，但反而遭受到更大的耻辱与失败。在大约20年的时间内，中国历经西方列强强加的两次鸦片战争，丧失了大片国土，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向列强提供片面最惠国待遇，在民族危机不断加剧的险恶形势下，清廷统治者不思变革，终于爆发了长达14年的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彻底暴露了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弊端及清廷统治者的麻木与愚昧。

第二时期：1860年左右至19世纪末，随着西方军事、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在中国的急剧增长，中国传统社会发生了裂变，出现了试图在保存中国传统内核前提下的变革运动。这个时期的变革主体是受西方侵略刺激而图谋改弦更张的清廷开明人士和与西方有联系的部分士大夫与新兴商人。但由于清廷最高统治者抗拒进行制度性的重大创新，严重影响了中国转变的规模和速度，在强大的西方压力下，不仅未能恢复中国昔日的国威，走上富强之道，反而进一步走向衰落。

严格地说，中国的变革始于19世纪60年代。在西方的刺激和压力下，清廷开始寻求变革，首先是在1860年创立处理外交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继之，由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崛起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了旨在寻求富强的洋务运动，开办了一批现代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这是中国工业化的最早基地。稍后，一批与官府有密切联系的士绅转而兴办有官府背景的民用企业，中国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早期民族资本家和从农民转化而来的近代工人。这样，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饶有趣味的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崛起的湘、淮军势力是最早与西方接触并表示愿意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的社会力量，而中央政权则受到观念、利益等的限制，对变革表现出很大的消极性，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逐渐丧失对国内的控制能力，导致地方势力的急剧膨胀，这些地方势力，在很大程度上又的确是湘、淮军势力的延续。这个时期的变革的中心内容是引进西方的军、民用工业技术，即所谓“器物层次”上的变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体现着调整但不动摇传统这种指导性的变革思想，即被迫承认中国传统不能解决器物层次的进步，尽管它仍是“中国中心论”的一种变种。由于中国传统势力的极其强大，企图变革的、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士大夫阶层试图在“托古改制”的旗号下，悄悄进行一场融汇中国传统与近代西方思想的制度变革，企图从器物层次的变革向制度层次的变革迈出一步。

粗度此书后，让我体会到了高华作为历史学家的技艺。他更强调历史进程中的“多重面相”和“偶然性”。并主张中立、客观化的“灰色的历史观”和“新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这种态度无疑更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当代革命史。

读中国革命年代有感二

读了高华的《革命年代》，对我们的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忽然有了一种别样的感觉。历史，有人认为它厚重，记录了一个乃至几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也有人认为它趣味十足，可以当做故事把玩。而我则对历史报以敬仰的态度，就像唐太宗李世民说的一样，历史是一面镜子，不过与普通的镜子不一样的是，我们既可以通过它看见过去的方方面面，也可以对照现在的点点滴滴。因此，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敬仰它，尊重它。

《革命年代》的作者高华老师，生在历史氛围厚重的城市南京，从小在革命年代的风雨里激荡。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高华老师，自幼喜爱读书，尤其是历史文学方面的图书。后来考入南京大学，学习历史，因此他对历史既有现实的认识，也有专业的认识。所以他的作品是值得好好读一读的。

“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最初由学生发动，后来工人成为主力军。在这次运动中，中华民族的工人阶级第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从此中国的革命的性质开始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面貌也开始新鲜起来，虽然革命的道路依然很长，但是革命的前景却比以前更加明朗。

“五四”时期，也是思想的大变革时期。青年学子们开始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大旗，向西方学习科学文化，同时也学习道德思想。但是却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激进主义的催促下，全面否定我们的民族文化，不论良莠，一律批判。这就导致了一部分人的民族文化的缺失，民族自豪的缺乏，进而导致民族精神的丢失和民族传统道德的缺少。这样来说，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的负面影响。然而借古看今，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之间的政治、文化交流也日愈强烈。尤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他们的文化充斥了我们身边的角角落落，更有甚者少年儿童对我们本民族的文化知之甚少，却对西方的文化异常熟悉。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了。缺失民族文化的民族是很难在世界民族之林站稳脚跟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必须以五四激进主义为鉴，在引入西方文化的同时，必须加强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必须采取措施让优秀的民族文化成为人们主动去吸取的精神食粮，只有这样，我们的精神世界才不会空虚，我们的才能拥有健全的心智。

读中国革命年代有感三

革命，是破旧立新，是向前发展之意。革命时代，是历史演化，是文明进步的时代。它就像一台冲锋舟，是在历史的长河中飞速向前进，无人能挡。他充满力量，也充满了希望。在革命年代，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国民党创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宣扬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本初是好的，但是在北伐革命的过程中，国民党内部的一些野心家发动反革命政变，残杀共产党人，也残害无辜民众，这就与他们的“三民主义”背道而驰了。从清朝灭亡到北伐运动，历史一次次的验证了，只有以民族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为老百姓做事，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相反如果搞独裁反动统治，则势必被历史的巨浪所拍倒。而国民党的种.种作为则显然表示他们没有认清这一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越来越腐败，虽然依然掌控着全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大权，但是他的民心渐渐丧失殆尽。一直到南京国民政府被人民解放军所占领，国民党也就结束了他在中国的统治，这是历史的大势之趋。分析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一是资产阶级自身的局限性，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家随时面临被侵略的危险，人民不可能会信任一个只考虑自身利益的政治集团。二是国民党搬用西方国家的表面的民主政治体制，而实际上仍是独裁和封建，对广大的人民依然是压迫。尽管换了不同的形式，但对人民的压迫依然没有减少，这就导致最终民心的丧失。通过如此，也恰恰说明了资本主义在中国走不通。

高华老师在著作中还突出强调了“长征”。其实，长征是一种文化，更是当时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代名词，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对长征保持着高度的追忆和崇敬之情，而长征精神也已经成为我们的民族精神中甚为重要的一部分了。长征不是只有在中国出现过，很多国家其实都有过，但惟独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长征胜利了。这在国际上是一种威望的代表，也是代表中国革命年代的一个重要代表。

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不仅粉碎了敌人的“消灭红军”计划，而且也为人民军队锻炼出一批中坚力量。经过长征洗礼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能够更加英勇，更加顽强。

长征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召开过知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被史学界称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命运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次会议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确定了毛泽东军事理论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也基本确定了从此以后的党内的领导人。因此，这次会议让中国共产党逐步走向成熟，也进一步地走向强大。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比较准确的把握当时中国的国情，认清当时的革命斗争形势。所以说， “遵义会议挽救了红军，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是一点也不为过的。而包括遵义会议在内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所代表的艰苦奋斗，永不言败的民族精神则是更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中国的历史上，曾出现过一场“有名的”的“大跃进”运动。总的说来就是党和人民希望迅速的实现生产的现代化，发动了一场“生产的革命”。“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瞎指挥”是这一运动的代名词。这一运动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有独特的时代背景。

在成立新中国不久，党和人民借着胜利的喜悦，本着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发挥人民首创精神的思想要大干一场，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赶美超英”不仅是对共产主义道路的信心和肯定，也是对资本主义的蔑视。但是由于党没有把握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盲目地在全国上下搭起缸炉，大炼钢铁。这一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只能以失败来告终。不仅浪费了资源，也耽误了农村的农业生产，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停滞不前。

“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这一历史时期犯下的历史错误。在当代，我们则要以批判的，全面的，一分为二的眼光来看待它，来评判他，来借鉴它。在经济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不断发生的今天，经济形势瞬息万变，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也日趋复杂。我们必须以冷静的态度来分析经济形势，把握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结合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的客观情况，保持充足的民族和国家自信，为实现国家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而不懈努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地以史为鉴，立足当下，才能真正的在实现幸福生活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历史的车轮一刻不停地在向前滚动，我们的今天也终将成为后人阅读的历史。其实，革命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我们也必定处在历史革命的时代。只有认真阅读历史，尊重真实的历史，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革命年代，也才能适应新的革命年代。

读中国革命年代有感四

国人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一直是薄弱环节——因其未经时间的沉淀，往往难下判断;又因其复杂和敏感，一般人不敢触碰，或堕入平庸之论。

史学家及研究者高华对中国近代史尤其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延安整风运动等问题的研究，为史学界提供了多元视角。《革命年代》是高华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著作，收入了他从1988年-2008年间的广泛论题。在他看来，“这些问题发生在革命的大背景下。革命是破坏一切秩序，革命战争年代是一个极端的年代”。他所做的只是对那个远去的革命年代的思考与追索。

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意味着“以进步光明的新政权取代落后腐朽的旧政权”。随着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革命被主流价值体系塑造为壮怀激烈的诗性往事，并以其除旧布新的逻辑一路高歌，终于高居正义、真理和尊严之上。汉娜·阿伦特说：革命与这样一个现代观念息息相关——这种观念认为，“历史进程突然重新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之前从不为人所知、为人所道的故事将要展开”。在这种逻辑里，革命意味着新生和纯粹。它不证自明地获得了清扫异己的合法性，以及向暴力转换的无障碍通道。如何对革命话语进行追索，需要坚实的史料，更需要史学家的技艺、勇气和胆识。

高华对红色政治的研究历来独辟蹊径，他对革命话语的建构过程与修辞动机有着犀利的观察。这使他的书写成为一个“去蔽”和“祛魅”的过程。在第三辑“革命词语”和第四辑“时代湍流”中，他追溯的并不是历史现场与历史景观，而是历史被建构的过程。由此出发，他提出了以下问题：我们该如何重新认识“左翼文化”;如何撇开现成的结论，从诸多史料中还原关于革命的叙述、探讨革命词语的高地是如何形成的。

那些在革命年代起落沉浮的人物，如朱瑞、沙飞、陈琮英、丁玲等人，在他的铺展中缓缓绽露出带着政治印痕的生命形态。高华往往能从单一个体的命运引申出一代人的命运，并条分缕析地指出其背后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意义。如在《能不说丁玲?》中，他分析了丁玲的创作、革命道路和厄运。他认为，丁玲的一生凸显了20世纪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历史的基本命题。那就是，革命与知识分子、革命与人性改造等。其命运的巨大变化正是“革命惩戒机制的内在逻辑”的显性表现。他打开了个体生命的细枝末节，历史的真相和革命话语的内在逻辑悄然显露。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高华非常注重历史学家的技艺。他在第五辑“观察与史料”中提出“史料辨析”等若干问题。面对“重古轻今”的历史研究偏向，他指出，古代和当代都是相对的时间概念。所谓历史学或历史编纂学，无非是研究者感时阅世、青灯黄卷、在上下探究有所得之后的表达。比起那些预设政治立场的革命叙事，他更强调历史进程中的“多重面相”和“偶然性”。并主张中立、客观化的“灰色的历史观”和“新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这种态度无疑更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当代革命史。

“革命年代”是高华的研究对象，也是那一代人共同遭逢的时代。当大多数人都只在通过当下体验生活时，真正的思考者却能超脱自身的不幸与苦难，在知识积累和命运变迁中形成对历史的看法，从而具备现实洞见力与穿透力。从这个意义而言，高华提供的是一种深刻的认知。同时，他无功利的回望姿态也凸显出了当下日益稀缺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曹霞)

读中国革命年代有感五

“革命年代，意味着大震动、大改组、大破坏，也意味着风卷残云、摧枯拉朽，期间有血泪、痛苦、死亡，也有激情和理想。”——这是作者写于本书开头的一句话。这句话很恰当的概述了当时社会的状况和国人的抗争。我本人是一名非史学类专业的大学生，不能像史学类专业的同学那样有更好的机会和精力去探索，进而更深入的了解整个近现代史。我所认识的近现代史大多来源于中学和大学的课本。这些客观条件造成我对历史只有非常片面的、粗浅的认识，读完高华先生的这本书后获益匪浅。

1840年英国用大炮轰开清政府的国门后，社会就开始了被迫并且缓慢的转型，这期间的经验教训书中都有很好的叙述。从那时起无数仁人志士不断奔走探寻救亡图存的道路，他们有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革命事业。这期间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试图挽救国家的危亡。有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及戊戌变法等等。但这些都没能挽救内忧外患的国家。1991年10月10日爆发的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清王朝岌岌可危的统治，创立了中华民国，这是当时亚洲的第一个效仿美国“三权分立”制度的共和国。这可以算作近代中国社会一次非常重要的转折，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很大程度的进步，人们思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由于确立的是+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使得新兴资产阶级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会。但这些发展很快受到阻碍，这其中的原因有来自外部的，也有内部社会弊病造成的的。外部是列强并未放松对中国的欺压，为了获得更大利益阻止中国的发展壮大;内部各种原因复杂交错，儒家思想的长期影响，统治阶级的苛捐杂税，土豪劣绅的剥夺，中心城市工人的大量失业，社会矛盾的激化等等。

孙中山先生为中国的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革命成果却被袁世凯窃取，北伐战争后蒋介石又采取独裁统治，完全背离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广大民众依然处在水深火热中。1928年国民党统治中国后，蒋介石试图以三民主义幌子，掩盖他的以军队为依托的独裁统治。建立“特工总部”、“三民主义力行社”和“中华文化协会”等组织。一方面大肆宣扬蒋介石的个人权威，另一方面绑架、暗杀共产党员和其他民主派人士。1928——1937这十年间中古哦现代化虽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国民党统治的不稳定性又延缓了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本书作者动用了大量笔墨来论述“太子”孙科。作为孙中山先生唯一的子嗣，受父亲影响很早就才能加了革命。他给我的最深印象就是政治立场多变。这可能与他的性格有关，也可能迫于当时的形势。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孙中山先生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孙科当时也参加了一大，但对联共的政策持反对态度，受到了其父孙中山的严厉批评。孙中山病逝后，“太子”孙科虽然不能再依赖其父亲的声望来扩大自己的势力，但缺少了其父的限制，可以肆无忌惮的反对。当时孙科和国民党的右派结合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对行动，这些使得孙科在国民党内的声望大涨，并且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委。1927年孙科的政治态度突然发生重大变化，开始拥护国共合作，成了国民党内左派重要的领导人物。随着北伐的胜利，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加紧了投靠帝国主义，左右派开始分化。孙科从小受其父熏陶，思想中带有反帝反封建的的特点，对工人运动一直持积极的态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孙科对蒋介石的独裁越来越不满，想要联合一切力量跟蒋斗。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削弱了国民党内文职官员的地位，孙科感到只有联合所有力量才能同蒋介石抗衡。孙科当时政治立场的转变不仅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也和当时的革命形势有重要的关系。当时孙科各处演讲，到处发表文章，猛烈抨击蒋的军事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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